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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犯罪案件中赃款物追缴及处理情况的调查研究

作者:课题组  发布时间:2015-09-22 09:54:59


前言

赃款赃物系指被告人通过实施犯罪行为所获取的各种财产性利益,通常以“款”“物”的形式表现出来。近几年,赃款赃物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种类上均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与赃款赃物的追缴、处理相关的法律规定确一直未能完善,各地司法机关的做法也不尽相同。赃款赃物的追缴、处理是一个涉及到刑法、民法、诉讼法等多个部门法的综合性问题,需要法官在决断时审慎对待;赃款赃物的追缴、处理亦是案件被害人及“第三人”最为关心的问题,对维护安定、和谐的社会秩序有时较对被告人的刑罚处罚更为重要;赃款赃物的追缴情况在对被告人量刑时也是一个重要情节。尤其是经济犯罪,相对于其他类型的犯罪,所扣赃款赃物的种类更为繁杂,所涉法律关系更为复杂,被害人对于赃款赃物的追缴、处理情况也更为关注。本文拟以我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的数据为基础,从经济犯罪的角度出发调查、统计赃款赃物追缴、处理现状,找寻目前制度及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探寻问题产生的原因,探求解决的方针、对策。

第一部分  我院审理的经济犯罪案件赃款赃物追缴、处理情况分析

一、经济犯罪案件赃款赃物追缴、处理情况概括

2012年12月21日至2013年12月20日,我院共审结经济犯罪一审案件105件,其中判决宣告前违法所得已被全部追缴,扣押在案的案件15件,部分追缴,扣押在案的案件72件,根本没有追缴到任何赃款物的案件18件。具体情况详见表1。

判决宣告前,侦查机关对被告人违法所得的追缴情况总体不太理想,赃款赃物全部予以追缴的案件仅占到全部案件的14.3%;而没有追缴到任何款物的却占到全部案件的17.1%。

二、经济犯罪案件赃款赃物追缴、处理情况的特点

1、追缴赃款物情况与案件类型呈高度相关性

不同案由追缴情况呈现出明显不同。从所统计的情况看,被告人违法所得追缴情况最好的是贪污贿赂犯罪案件。2013年我院共审结贪贿案件15件,违法所得已全部追缴的有13件,约占全部贪贿案件的86.7%,剩余2件案件亦有部分违法所得被追缴在案,即所有贪贿案件均有赃款赃物扣押在案。追缴情况同样良好的还有走私类案件和盗窃类案件,上述两类案件违法所得全部追缴的比例均超过50%,且所有案件均有赃款赃物扣押在案。

与上述几类案件形成对比的则是金融诈骗类案件。2013年我院共审结金融诈骗类案件14件,违法所得全部扣押在案的仅有1件,占全部金融诈骗类案件的7.1%;无任何赃款赃物扣押在案的有6件,占全部金融诈骗类案件的42.9%。诈骗类案件追缴情况同样不佳,无任何赃款赃物扣押在案的有10件,占全部诈骗类案件(36件)的27.8%,剩余案件均为部分赃款赃物扣押在案,所占比例约为72.2%。

具体情况详见表2。

不同类型案件追缴款物情况存在明显不同,与具体某类犯罪的特征有一定关系。

贪污贿赂类案件,尤其是贿赂案件的追缴情况最好,主要原因是:其一,被告人本身有一定经济实力,在日常生活中不必花费贪污贿赂款,被告人将大量贪污贿赂款用于购买房屋、黄金、股票等保值增值品或存入银行,故追缴起来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其二,贪污贿赂犯罪分子为争取一个好态度以换取量刑上的从轻处理,其本人及亲属也大多愿意主动退缴赃款物。

走私案件追缴情况良好,主要是因为走私案件的侦查机关在查处案件时,往往同时能够扣押到走私的货物,便于后期的追缴。此外,走私案件的被告人多为单位,这些单位一般都有正常经营活动,也就有一定量的财产可供查扣。

至于盗窃类案件之所以从我院的统计看追缴情况良好,主要是因为,2013年我院审理的一审盗窃案件均为外国人盗窃案件,所盗物品多为手机等电子产品,被告人均系当场抓获,赃款赃物尚未转移,故而追缴情况显示良好。

诈骗类犯罪之所以追缴情况不佳,主要是因为:其一,被告人本身是没有钱才实施诈骗类犯罪行为,故所骗取的钱部分要用于自己的日常生活,或被挥霍;其二,要成功实施诈骗类犯罪,也需要付出一定成本,如租赁办公地点、购置前期货物、支付被害人高息等,这些钱来源于犯罪所得,一旦消耗,无法填补,故诈骗类犯罪的追缴情况最不理想。

2、扣押的财物种类相对集中

在判决宣告前扣押的款物中,财物形式以现金存款居多,其他的财产形式偏少,追缴款物中有现金存款的案件52件,占判决宣告前有扣押财物案件数的59.8%;扣押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的案件共29件,占33.3%。扣押在案财物的形式比较常见的还有房产和汽车,分别有17件和18件,占总数的19.6%和20.7%。扣押股票的案件较少,仅有3件,占总数的3.4%。有关情况见表3。

所追缴的赃款赃物的表现形式主要有现金存款、电子产品、汽车、房屋等,原因主要是:其一,现金存款追缴便利,侦查机关仅需前往银行将被告人的涉案银行卡予以冻结,即可追缴在案;其二,电子产品包括手机、电脑等多为被告人随身携带或放置犯罪地点供犯罪使用的,侦查机关在扣押上述物品时亦很便利;第三,侦查机关对于被告人车辆、房屋的扣押也很常见,多源于被害人提供线索或被告人自愿将上述财物抵偿被害人损失。

3、追缴款物的形式亦与案件类型呈高相关性

不同案由所扣押财物的形式亦呈现不同特点,这种特点也与犯罪特征有一定联系。有的案由,如走私犯罪,因走私的货物通常情况会被侦查机关扣押,相关被告人、单位的帐户也相应会被冻结,故走私案件审前扣押在案的财物种类多为钱款和走私的物品。如统计所见,审前有钱款扣押在案的走私案件有6件,占总数的42.86%,有走私的工艺品、象牙、香烟扣押在案的案件有6件,占总数的42.86%。贪贿案件审前扣押在案的财物种类多为现金或房产,也与贪贿案件中被告人保有财产的形式有关,贪腐案件中被告人所或违法所得多存入银行或购买多处房产,追缴时自然此类财产就较多。诈骗类案件所扣的各种财物形式相对比较分散,源于为弥补被害人损失,侦查机关会将有关被告人的财物全部予以扣押,最大限度地实现后期的发还目标。有关追缴款物形式与案由之间的关系见表4。

4、赃款物判决宣告前处理及暂存其他机关的案件案由相对集中

根据统计得知,2013年全年由侦查机关先行发还赃款物的案件共4件,占全部案件3.8%,案由均集中在盗窃犯罪。主要原因是,这些盗窃案件均系当场抓获被告人,赃款赃物性质比较清楚,处理起来不存在更多的法律障碍。

此外,2013年我院审理的经济犯罪案件中有17件案件公诉机关未移送赃款物至我院,占全部案件比例的16.2%,其中走私案件占10件,占未移送赃款物案件总数的58.8%。主要原因是2002年两高一署出台的司法文件《关于办理走私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走私货物、物品、走私违法所得以及走私犯罪工具由缉私机关查扣,审理时不移送实物,只移送清单。故走私案件就不再有移送赃款物的问题。

第二部分  当前经济犯罪案件赃款赃物处理中

存在的问题及产生的原因

实践中,在追缴被告人赃款物时存在追缴情况不理想的问题,在处理时也存在方式及依据混乱不清的问题。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很多,既有客观上实际操作的困难及法律规定的含混问题,也有主观上认识不统一的原因。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及原因: 

1、赃款赃物的判前处理规定不明确

我国刑法第64条规定: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六十条规定: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权属明确的,应当依法及时返还,但须经拍照、鉴定、估价,并在案卷中注明返还的理由,将原物照片、清单和被害人的领取手续附卷备查;权属不明的,应当在人民法院判决、裁定生效后,按比例方返还被害人,但已获退赔的部分应予扣除。上述规定表明,我国刑事诉讼中扣押款物是否属于违法犯罪所得或者是否与犯罪有关,是以审判机关生效判决认定为前提,最终处理权也在该机关。但同时也允许对涉案财物实行简易处理程序,即除作为证据使用或者需对其性质或归属由法院通过判决作出正式认定的财物应当随案移送法院处理外,在诉讼过程中已查明属于被害人所有的财物可由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先行发还,无须其他程序,也无需法院的认可。这种先予处理的程序虽被许多学者质疑是否具有合法性和正当性,是否有违无罪推定、罪刑法定的原则,但无疑在避免扩大经济损失、及时保护被害人合法权益等方面具有积极意义。但是,现有法律缺乏对于判前先行返还被害人合法财产的控制和规范,侦查机关的先行处理出现了诸多问题:

第一,“及时”返还标准较为混乱。虽然相关法律与司法解均规定了及时返还,但均过于原则,并无明确措施与规则,导致了司法实践中“及时”返还存有一定的无序性。实践中,有的认为自查清财物确属被害人之时起就应返还;有的认为为保证侦查的顺利进行,应在侦查终结后返还被害人财物;也有的认为只有在诉讼程序终结后,如侦查机关的撤销案件决定、检察机关的不起诉决定或法院的判决后才能返还被害人财物。这导致类似案件之间在返还被害人财物上做法亦大相径庭,致使一些具备发还条件的案件,亦因处理不及时给发还工作带来困难。

第二,判前处理与发还过程的随意性。判前处理与发还过程中,对于被害人较多的案件,在赃款物不足以赔偿所有被害人损失的情况下,有时因为提前发还,而使后登记的被告人的财产权利不能实现,造成处理不公的情况,最后造成当事人得缠访、缠诉。第三,侦查机关先行处理赃款物的权利属于审判权的一部分,法律虽赋予了侦查机关一部分审判权,却缺乏相应的程序规范,使得侦查机关的行为脱离了相应的监督,缺乏事前的司法审查,又缺乏事后的法律监督。

2、赃款赃物的法定处理方式不统一

刑法第64条规定: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当予以没收。该条同时规定了追缴、责令退赔、没收这三种处理方法。从该条字面含义理解,追缴和没收是对涉案财物强制处理的两种法定手段,两者适用对象完全不同,追缴的对象为违法所得,没收的对象为犯罪工具和违禁品。但刑法第64条又规定了“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据此,追缴又是一种程序性行为,追缴之违法所得,或返还被害人,或缴国库。法律规定的过于原则和泛泛,也导致司法实践中追缴、没收与责令退赔适用也呈现出混乱局面。对于应发还被害人的财物,有的判决书中判令责令退赔被害人,有的判决书中则判令继续追缴违法所得发还被害人,有的判决书则直接判令发还被害人,刑事判决中追缴、责令退赔、没收的适用存在较大的随意性。

在我院判决需要继续追缴被告人财物发还被害人的72件案件中,69件案件在判决项列明“继续追缴违法所得发还被害人”,3件案件在判决书列明“责令退赔被害人”。72件案件中,被害人损失的财物均包含了钱款,由此可见,法官在选择判决项的表述方式时并非源于案件的差异,而是个人表述习惯的选择。

3、赃款赃物的追缴标准不确定,即对是否适用善意取得制度的理解不一致

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0条规定,“行为人已将诈骗财物用于清偿债务或者转让给他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追缴:(一)对方明知是诈骗财物而收取的; (二)对方无偿取得诈骗财物的; (三)对方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取得诈骗财物的;(四)对方取得诈骗财物系源于非法债务或者违法犯罪活动的。他人善意取得诈骗财物的,不予追缴。”该规定表明我国法律已经承认了诈骗罪中的部分赃款物可适用善意取得制度。但该法规是否能够扩大适用到一般犯罪中,在司法实务中存在很大的争议。为了避免引起其他民事纠纷,较为保守的做法为其他犯罪案件中均对第三人的财物不予处理,退回检察院。此种做法虽看似稳妥,又极大地保护了第三人的利益,但同时必然损害了被害人的利益,导致有些应属于被追缴发还的财物无法通过刑事诉讼程序返还被害人,使其无辜丧失了自己的财物权利。故如何在所有权保护“静的安全”和交易便捷“动的安全”两种价值的利益权衡之间做出抉择成为赃款物处理过程中不能回避的问题。

除此之外,在刑事涉案财物处理中,缺乏被害人,尤其是第三人的实质参与,被害人及与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无法在庭审中就涉案财物处理的相关事项享有具体陈述、申辩的权利,且也缺乏事后的救济程序。

4、赃款物的空判现象严重

对于那些案件审理时没有追缴或只追缴了部分违法所得的情况,法院往往会判决继续追缴违法所得予以发还或没收。但在实践中,判决生效后真正继续追缴了剩余违法所得的情况却很少见,判决文书中所判的继续追缴违法所得发还被害人多数成为“空判”。造成这种局面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一,被告人服刑期间,没有更多的财产可供执行;其二,被告人服刑期满后去向不明,之后即便被告人有财产可供执行,但要找到被告人及其财产也很困难;其三,追缴主体没有法律规定。财产的执行可以分为民事执行和刑事执行。前者是民事诉讼的范畴,后者是刑事诉讼的范畴,按照民事诉讼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均应是由法院负责执行。继续追缴从程序看,应属于刑事诉讼的追缴,但不同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对被害人损失的赔偿。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从本质看,属于民事诉讼,因此,对被害人损失的赔偿的执行,从性质看,实际属于一种民事执行。刑事诉讼法中只规定了法院负责执行财产刑,而没有规定负责执行继续追缴违法所得,因此,继续追缴违法所得的执行主体法律并没有明确,法院直接行使执行权于法无据。

不可忽视的是,造成法院空判现象严重的另一重要原因系侦查机关在侦查阶段未能有效追赃,导致在案扣押的赃款物不足以赔偿被害人损失。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懒追赃”。有的执法人员认为追赃的主要目的是获取犯罪证据,追赃不是公安、检察机关的法定职责,不应将追赃与为被害人追偿损失混为一谈,于是疏于追赃。二是“追赃难”。很多经济犯罪中的被告人在案发前,就采取各种手段、形式将违法所得赠送给亲友、情人等关系比较密切的人,有的甚至采取离婚的方式,将财产全部给对方,从而造成案发后无财产可以追缴的情况,而侦查机关限于证据难以调取及民事关系难以确定的原因,而放弃了对这部分财产的追缴。而在实践中,这些人的财物往往占了被告人违法所得的主要部分。

5、赃款赃物的贬值问题凸显

由于流转效率低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违法所得物品的市场价值可能因时间变化而出现增减,能因犯罪人的使用而致物品价值降低。比如手机、电脑等物品,即使保管良好,此类物品贬值速度仍较快。再如汽车等物品,长时间不使用必然导致零部件生锈变质、失灵,甚至报废;或者因为办案部门的疏忽,在物品的移送过程中造成物品的损坏及贬值。如果上述物品是涉案物品,司法实务中一般的做法是将原物发还被害人,此时被害人实际上承受了差价的损失。如果上述物品是被告人的财产,用以抵偿被害人损失,那么上述物品在案后拍卖必然不能达到预期的价格,不仅会造成资源浪费,也不能满足被害人的赔偿请求。财物保管不当。司法实践中,常有当事人就涉案财物保管不当的问题提出申诉,甚至上访缠诉等。

6、对第三人财产退回处理的程序规定不明确

《刑事诉讼法》第三百六十二条规定:对作为证据使用的实物,包括作为物证的货币、有价证券等,应当随案移送。对侦查机关及检察机关向审判机关移送赃证物的诉讼过程做了明确规定,但对经过审理后发现的涉及第三人的财产及其他与案情无关的财产应通过何种程序发还无明文规定,时常在司法实务中无章可循。通常的做法是,审判机关会将与案件无关的赃证物退回给检察机关,让其自行处理,该程序法律条文的空白有时不仅会增加当事人的不便,而且时常会发生赃证物退还时间过长而是财产所有人来法院申诉信访的情况,甚至有些赃证物会在退回过程中遗失、损毁。

7、对一些赃款物的具体处理时也存在各种问题

一些赃款物,主要是那些被告人以按揭贷款形式购买的房屋、汽车且尚未还完贷款等财产的处理存在难度,实践中做法也不统一,这主要是因为这些财物的所有权不是一个完全的、干净的所有权,这些财产还有银行等其他债权人的权益。对这些财产的处理,目前,我院主要采取三种做法,第一,与被告人亲属沟通,由被告人亲属将被告人已支付的首付款及偿还的贷款退出,从而接替被告人成为财产新的所有人和按揭贷款人,而法院直接处理被告人亲属所退出的款项,但这里存在一个被告人亲属是否愿意及有能力退出已支付款项和银行是否愿意让被告人亲属成为按揭贷款人的问题;第二,由卖方,如开发商以合理价格回购该财产,法院将所得款项偿还被告人的贷款余额后的剩余款项再作为违法所得予以处理,但这样做,比较困难的是如何平衡双方利益,确定一个合理的价格;第三,就是将财产按普通财产处理,先拍卖再将拍卖款偿还银行贷款余额,剩余款项作为违法所得予以追缴发还。这样对财产的贬值最为严重,也间接不利于被害人财产损失的挽回。

第三部分  经济犯罪案件赃款物追缴问题

的对策

一、完善赃款物先行处理的程序设置

1、明确法律性质。在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中,可考虑将前置程序纳入到刑事强制措施当中,提高前置程序的重要性。比如,在总则编设立《强制措施》章,其中设立两节:第一节为人身强制措施,第二节对物的强制措施。

2、设立相应的法律监督体制。现有刑事诉讼法已规定了人民检察院对侦查机关采取的逮捕措施的批准和监督体制,应在此之上增设对侦查机关对赃款物先行处理行为的法律监督。比照对于逮捕措施的批准程序,侦查机关将欲先行处理赃款物的案件报至检察院,由检察院对是否允许先行处理进行审查和批准。

3、建立妥善的保管机制。要注意查封、扣押冻结物品的保管与保值。如对于扣押、冻结的股票,权利人申请出售并且不损害国家利益、被害人利益的,经相关程序批准,可以依法出售,所得价款予以妥善保管。

4、坚持比例原则。查封扣押等措施要适当,对当事人造成的损害要尽量最小化。也就是说,被告人一方有一个合理的利益保护问题,如被告人一方的生活必需品必须受到保护。

二、严格区分追缴、责令退赔等处理方式的含义,统一表述

没收、追缴与责令退赔均属于刑法处理措施,均可作为刑事裁判文书的主文内容。但三者在使用时应当加以区分:

从性质来看,没收是对相关财物原有权属关系的否定,因而其主要表现为一种主观法律评判;追缴、责令退赔是对犯罪分子事实上获得财物状态的否定与解除,因而追缴、责令退赔主要表现为一种客观行为过程及结果,当然这一客观行为需要体现为一定的法律形式,即追缴、责令退赔行为须有法律上的授权,追缴、责令退赔的结果须有裁判文书的确认。

从实施主体来看,追缴、责令退赔可由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法院实施,所针对的财物包括司法机关已控制以及尚未控制的财物;没收只能由法院实施,即由法院作出关于没收的裁判文书并予以执行。刑法第62条和第64条关于追缴与责令退赔的规定中,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第一,追缴是针对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等财物然存在的情形适用,责令退赔则是针对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等财物因被用掉、毁灭或挥霍而已经不存在的情形适用;第二,追缴所执行的对象是犯罪分子违法所的财物,而在责令退赔中用于履行退赔的财物是犯罪分子的合法财产。故应当根据以上区别,统一裁判文书对于赃款物的表述方式。

三、完善刑事诉讼中的善意取得制度

刑法中的确立善意取得制度目的在于保护第三人的利益。但是,如果全然保护第三人利益,而不顾社会或被害人的利益,则为该项制度之所不取。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就需要权衡第三人和被害人的利益。我们建议,在处理涉及第三人权属的赃款物时,实体处理上遵循以下原则:

如果第三人是在善意的情况下取得赃物的,被害人不得再有请求回复的权利。同时,赃物适用善意取得至少应满足如下基本条件:(1)取得人不知道所获财物系犯罪所得。(2)取得之物须为法律所允许流通,且须在公开市场并经合理的交易方式取得赃物。公开市场是指公共市场或贩卖同种类之物品的商人处;合理的方式即正当交易、拍卖等不可能对财产的非法来源产生怀疑的方式。若非由此种方式进行的交易,可径行否定其善意。(3)必须支付合理的对价。(4)物品已经交付给受让人,需要登记的,已经办理相关登记手续。需要强调的是,如由他人善意取得之后,再从善意取得者手中恶意取得此物的,也可以没收。

此外,在涉及到对赃款物处理时,也应当允许被害人及第三人参与,给予其充分发表意见的机会,允许双方在法庭上就财产的归属举证质证,同时在庭后合议时就此问题专门研究,以程序公正进一步促进实体公正。古罗马法谚有云:“无救济即无权利”。建立刑事涉案财物处理救济制度是正当程序原则的要求。在我国,针对涉案财物扣押、冻结中存在的问题,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了积极应对。2006年颁发的《人民检察院扣押、冻结款物工作规定》第32条规定,有关当事人可向人民检察院申请复议以及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复查。这种自身复查的救济机制,相比诉讼程序而言,在纠错的实际能力上难免受到质疑,却是救济机制程序化的端倪。具体来说,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给予利害关系人充分的救济机会。由于涉案财物的特殊性,在刑事诉讼中相对弱势的公民财产非常容易受到侵犯,但现行法律中对救济的规定很不到位,在实践中经常出现公民财产权利受损害后上诉无门、申诉无力的情况,这极大的破坏了公民对司法公正的信赖。故司法机关制作的涉案财物处理法律文书,均应送达与涉案财物处理有关的利害关系人,同时,必须赋予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对涉案财物强制性措施和实体处分裁决的复议权和上诉权。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针对追缴没收的依据和程序不服的,应赋予其至少一次以上由不同机关审查、复议的权利。

第二,建立相应的通知制度和退还保证制度。为了确保刑事涉案财物处理不会对善意第三人的权益造成损害,可考虑建立相应的通知制度和退还保证制度。如果主管机关认为或者发现存在与被没收或返还的物品有直接利益关系或者有可能提出权利主张的人员,则应当在没收或返还前向上述人员发出通知,并且为其规定一定的异议期。这种异议既可向处置有关物品的司法机关提出,也可直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出。同时,可建立退还保证制度,即在实行返还前要求请求方提供书面保证或者提供物的担保,以便保障在不当发还的情况下请求方能够将有关物品退还。

第三,增加检察机关对于刑事涉案财物处理的举证责任。检察机关应将追缴没收作为法律监督的一项内容,在刑事诉讼中应当对在案扣押财物的性质进行举证质证,并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

四、确定侦查机关及执行部门的责权,明确追缴主体

首先应当提高侦查部门追赃工作的认识高度,就追赃与破案并重,同时纳入到内部目标考核管理中,提高侦查机关追赃的积极性,有效减少空判的出现。

其次,法院的执行部门是生效法律文书的具体执行者,负有执行生效判决的责任,故应当明确法院的执行部门系执行主体,负有后续追缴的责任。执行终结后,若现有财产无法赔偿被害人损失,则可告知被害人如日后发现被告人的财产线索,可向执行部门申请继续执行,给予被害人后续救济的途径。

五、明晰赃物的保管责权

在赃物的移送问题上应当坚持便利原则。作为诉讼证据的赃物随案移送,这是法律的要求,不依个人意志或局部利益为转移。但从经济角度出发,如果对所有作为证据使用的赃物均随案移送,其所耗成本是巨大的,且对于赃物的妥善保管亦是不利的。我国法律亦规定了易燃、易爆、易变质、易腐烂和不便搬动的物品不用随案移送,而只需由司法人员制作清单、照片或其他证明文件随案移送,在法庭上宣读和出示即可。故赃物的保管应依便利原则,本着“谁搜集,谁保管”的精神加以妥善封存,以供核查,不应强调绝对移送。如果硬要把所有的涉案财物随案移送,按照公安-检察-法院的诉讼顺序移送,等法院判决之后,又按法院-检察-公安-国库或被害人的顺序逐步移交,这样一种财物的反复大搬家,既难以保证财物的安全,也拖延时间,不利于发挥财物的作用。

按照刑事诉讼法第198条的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均有扣押、冻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财物及其孽息,并赋予各自相应的保管权,这与便利原则精神相符,但问题在于,由于各司法机关都享有这种权力,而法律对此并未做出明确的分工,实践中易导致如前所述的混乱现象。实务中,公安机关对刑事案件肩负立案、侦查、预审等重大使命,处于与刑事犯罪斗争的第一线,比较熟悉案情,能正确区分涉案财物的性质,因此除人民检察院自侦案件外,在其他案件中对涉案财物的搜集与保管均应由公安机关负责;检察机关的主要任务是对各种司法行为进行法律监督,它只能对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自侦案件中的涉案财物予以搜集和管理,这是其附带职能;法院的职能是审理案件,应以第三者的身份居中消极裁判而不应插手涉案财物的搜集保管。我国现行法律规定,人民法院在对刑事公诉案件进行审理的过程中,需调查核实证据时,可以进行勘验、检查、扣押、鉴定和查询、冻结,赋予其一定的搜集保管权,具有明显的职权主义因素,与法院的审判职能相悖。

以上只是对三机关搜集保管职权范围的原则性界定,它并不意味着检察院、法院保管职能的解脱。实际上对于作为证据使用的随案移送的涉案财物,无论哪一受理机关均应承担保管义务。涉案财物应由专人负责,采取妥善措施封存。对于不宜长期保存的物品和违禁品,如易燃、易爆、易腐败物,可拍卖或做相关技术处理,但应制作相关的法律文书。对于作为证据使用的涉案财物确需移送时,应按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的顺序依次递送。移送时应小心谨慎,防止其受到损害,影响证明效果。至于不宜移送的,如前所述,则应递交涉案财物的清单、复印件及有关说明书。

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对涉案财物的处理具有暂时性,这种处理一般见于立案、侦查、提起公诉阶段。随着诉讼程序的进行,最终由人民法院判决认定被扣押、冻结的涉案财物是属于涉案财物还是合法财产。由此可见,除了人民法院的认定对涉案财物的处理具有实体意义外,其他机关和其他阶段的行为都只有程序意义。人民法院在作出判决后,判决书应即时发送财物保管机关,由保管机关依法院判决立即将涉案财物上缴国库或将合法财产发还被害人,或退还被告人(不属于涉案财物)。诉讼程序如果在侦查起诉阶段因犯罪嫌疑人依法不予追究而终结,公安、检察机关应迅速将有关财物退还本人或移送有关的主管机关处理。

             

第四部分  结语

总而言之,赃款赃物的追缴是审判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传统刑法往往只关注对被告人人身权利的剥夺,但往往忽视对财产的处理,但在经济犯罪中,这可能是被害人最为关注的。对被告人赃款赃物的追缴可以起到事后对被害人弥补的作用,具有实务上的意义,需要从各方面进行认真研究以解决其中的问题。当前我国正在进行司法改革,改革中我们要实现利益的平衡,不能只注重对犯罪的打击,还要关注为被害人挽回损失。本文以刑事诉讼中对赃款赃物的追缴为视角,结合现行规定与司法实践,提出对该程序的完善对策,以期有利于维护被害人权益,有助于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理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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